食药监管体制改革的战略意图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打了折扣，改革的过渡期太长，进展与效果不甚理想。省、市、县三级改革原则应分别于2013年上半年、9月底和年底前完成，但从实际进程来看，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普遍严重滞后。仅有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甘肃4个省（市）按预定时间完成了省级层面改革。

截至去年底，全国尚约有30%的市、50%的县（市）未完成实际性的改革。即便乐观估计，全国范围内的食药机构改革可能要在2015年底才能基本落实到乡镇街道这一基层。

地方政府在设置地方食药监管机构上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，其中以所谓“大市场”改革探索为方向，较典型的有“纺锤形”的深圳模式、“倒金字塔形”的浙江模式、“圆柱形”的天津模式。

这些把工商、质监、食药“三合一”的“大市场”改革，虽然可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多头管理、权责不清的顽症，但对食品实行集中统一监管的决策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。

由于食品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，如果实施“归并”模式，并冠以市场监管局的帽子，恰恰弱化了食药监管体系的相对统一性、降低了专业性，今后有面临“翻烧饼”的可能。简单地“归并”，可能将十多年来艰难建成的基层监管体系毁于一旦。

在本轮改革中职能优化、监管力量配置上仍存在若干问题：职能整合参差不齐，基层监管力量仍普遍不足、执法人员专业素质不高、技术资源配置难以适应新监管需要。

比如职能整合，地方基本是以工商为班底，整合质检、食药监机构，把工商惯用的排查、索证索票方式广泛用于基层市场监管，但这难以承担食品领域的专业监管。执法人员队伍的专业性也从2010年的78.2%下降到2013年的71.25%。某地级市的一经济开发区“三合一”整合成市场监管局后，全局33人，仅食品安全检查，每季度就需要抽查辖区内42家食堂、1000多家大小餐饮，食品监管“纵向到底”难以真正落到实处。

这种为机构改革而改革的状况在诸多地方政府已难以改变。在此情况下，我们建议，在改革未完成的市县设置独立监管机构，尽可能地避免未来很可能的“返工”。

对已实施改革的地区，对改革状况全面督查，重点督查机构改革与职能优化是否有效整合，改革后的食药监管机构是否具有相对统一性；基层监管力量、技术资源配置等是否得到有效增强等。应提炼出有代表性的模式，避免盲目跟风。